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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全球經濟重心東移已成為國際社會一個熱點話題。原因在于：第一，亞洲經濟占全球經濟的份額不斷上升。按照購買力評價衡量，亞洲經濟的份額從1980年代初期不足20%已經上升到2010年的35%左右。從圖1可以看出，這一份額在2005年之前用了12年的時間提升了5個百分點，而此后只用了5年時間就提升了5個百分點。更重要的是，按照這一趨勢，未來十年內亞洲經濟的規模將會超過美國和歐洲經濟的總額。許多國際組織預測，未來10年內這一份額將會進一步提升到50%以上。這意味著過去200年期間歐美經濟主導全球經濟份額的基本格局將會徹底改變。除此之外，亞洲經濟占全球出口的份額、外匯儲備的份額也都呈現出類似的變化。第二，亞洲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上升。以20集團為例，亞洲國家已經占居了5個席位。這和此前的七國集團中只有一個亞洲國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第三，亞洲經濟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大。過去十年中，亞洲經濟的貢獻度超過了50%。按照英國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估算，目前亞洲的零售額已占到全球的1/3左右；亞洲是很多產品的最大市場，2009年汽車銷量占到全球的35%，手機銷量占到43%；目前一些西方大型跨國企業的全球總銷售額和總利潤一般有20-25％來自亞洲市場，到了2020年，這一比例很有可能達到50%。與此同時，亞洲的能源消費量也在迅速上升，自2000年以來，世界能源需求增長量的三分之二來自亞洲，2009年亞洲能源消費量占全球的份額達到了35%。第四，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亞洲經濟率先復蘇，尤其是中國、印度經濟的高速增長進一步刺激人們看好亞洲經濟增長的前景。
從這些變化趨勢來看，世界看好亞洲無疑是正確的；歐美對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擔憂也是可以理解的。從工業革命以來世界經濟的發展歷程看，各國經濟份額的大小決定著他們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那么，這次亞洲經濟份額的變化會是例外嗎？我們的基本判斷是，至少在中期內（10年）即使占全球經濟的份額超過50%，亞洲仍然難以成為全球經濟的重心。
二、全球經濟重心的衡量標準
究竟什么是全球經濟重心，這是我們討論問題的起點。從過去200年世界經濟的發展歷程可以做出一個基本的判斷：作為全球經濟重心的經濟體最重要的特征是能夠主導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無論是早期的英國，還是后來的美國都是如此。作為全球經濟重心的國家之所以關注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這是由規則的特性所決定的。首先，作為國際經濟領域的一種公共產品，國際經濟規則具有很強的外部性，即一個國家的使用不會減少其他國家對該物品的消費可能性。其次，規則具有一定程度的約束性。任何一種規則，不論它由一國或數國政府所倡議，還是來自于民間團體，一旦成為國際經濟規則就會約束所有國家的行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任何規則又都是非中性的，即同一項規則會對不同國家產生不同的影響。在參與國際經濟的活動中，不同類型國家的初始條件、所追求的目標以及實現目標的手段是千差萬別的，甚至是相互沖突的。例如，霸主要維護已有的利益，保持領先優勢，而落后國家要實現趕超目標，擺脫落后困境。因此，規則不可能完全顧及每一方的利益。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主導規則的制定能夠給規則制定者帶來巨大而額外的利益。
盡管在不同時期這種利益的表現形式存在差異，但它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規則制定者可以確定有利于自己的市場交易方式。例如，英國在進入十九世紀完成工業革命之后，確立了對其他國家的領先優勢，于是便以廢除《谷物法》為先導，推進自由貿易政策，為其工業品需求創造世界市場?；陬愃频目紤]，二戰以后美國主導建立了《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以及隨后的WTO）。二是確立世界貨幣霸權。無論是金本位制下的英鎊霸權，還是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美元霸權都成為規則制定者獲取全球財富的重要來源。
全球經濟重心與國際經濟規則掛鉤是以世界市場的形成為前提的。在世界市場尚未形成之前，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國際經濟規則。例如，在十八世紀之前，不論是經濟規模還是經濟發展水平，亞洲都領先于世界其他地區。為此，許多學者指出，那期間全球經濟的重心一直在亞洲，然而那種地位無論對自身還是對世界其他地區經濟都是沒有意義的。因此，我們所討論的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經濟重心。
從過去200年英、美充當全球經濟重心的發展歷程中可以看到，全球經濟重心要主導國際經濟規則的制定需要滿足一系列必要條件。這些條件既有經濟層面上的，也有非經濟層面上的。在這里，我們只討論經濟層面的必要條件，進而來對比分析當今的亞洲經濟是否已經或即將具備成為全球經濟重心。
三、亞洲經濟自主增長的可持續性
作為全球經濟的重心，能夠保持可持續的自主增長是一個必要條件。在供給層面，經濟可持續增長依賴于生產要素的供給，即資本、勞動力與技術。在需求層面，經濟可持續增長面臨的最大約束是市場需求。這就是為什么英國和美國在確立霸主地位之后都致力于推動自由貿易的根本原因。推動全球自由貿易的前提條件之一是霸主國（即全球經濟重心）有能力對世界單方面開放市場，否則就無法主導全球經濟規則的制定過程。需要強調的是，一國對全球經濟規則制定的影響力并不取決于其出口規模，而是取決于其進口規模。作為全球經濟重心，英國和美國都曾經是世界最大的進口市場。換句話說，擁有最終消費需求是全球經濟重心自主增長的基礎。
對比目前的亞洲經濟，絕大多數國家實施的是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這種模式一直是亞洲經濟高速增長的源泉和最突出的特征。它反映的是亞洲經濟高速增長背后的最終消費需求不足。從表1可以看出，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亞洲出口中用于本地區的最終消費比例尚不足三分之一。
與亞洲出口導向型模式對應的是美國的負債消費模式。國際金融危機已經證明，美國的負債消費模式不可持續了。“再平衡”已成為后危機時代全球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必要條件。作為“再平衡”的一方，美國已經開始調整其負債消費模式：減少消費，增加儲蓄。自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伊始，美國的私人儲蓄率已經從不足2%上升到2010年11月的5.7%。據估算，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美國私人儲蓄率每上升1個百分點，私人消費需求將減少1000-1100億美元。這一影響是非常巨大的。然而，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私人消費并沒有因私人儲蓄率的上升而大幅下降，原因在于美國一攬子經濟刺激政策抵消了這種影響，尤其是財政赤字急劇增加（相當于負公共儲蓄率擴大）。很顯然，這種狀況是不可持續的。奧巴馬政府的第一份《總統經濟報告》預測，未來美國的私人儲蓄率會維持在5-8%的水平上。許多經濟學家認為，美國經濟要實現可持續增長，私人儲蓄率應該回到20世紀90年代以前8-10%的水平上。因而，后危機時代美國消費需求增速放緩將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
作為全球“再平衡”的另一方，亞洲經濟應該做出反向的調整：增加消費，減少儲蓄。假定其他地區消費需求沒有發生重大變化，那么美國留下的消費需求缺口必須由亞洲經濟來彌補。否則，亞洲經濟將會失去增長的動力。
從現在來看，絕大多數亞洲經濟體尚未做好調整的準備，亞洲能否填補美國留下的需求缺口還是一個未知數。對多數出口導向型小國經濟來說，危機爆發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拉動了他們的出口需求，彌補了美國消費需求留下的缺口。迄今為止，還沒有哪一個國家明確提出改變出口導向型模式的戰略。對日本經濟而言，民主黨政府提出了“第三條道路”，并作為后危機時代經濟發展的出路。但從其可行性來看，以此為基礎改變出口導向型模式難以取得成效。因而，亞洲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希望很大程度上寄托在中國經濟之上。
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前，中國政府就已經提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設想，其中核心內容之一就是要實現需求結構的轉變：擴大國內私人消費需求，降低對投資與出口的依存度。從現在來看，這是一項非常具有前瞻性的戰略舉措。然而，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擴大消費需求并非短時期能夠取得成效，原因是一方面需要改革國民收入的再分配體制，從生產性財政轉向公共財政，為擴大消費需求創造條件；另一方面需要改革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體制，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相應降低資本報酬的比例），為消費需求提高奠定基礎。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對生產要素價格的形成機制做出全面改革。我們不能期望這種變化能在短時期內完成。
四、亞洲建立區域內統一市場的前景
作為全球經濟的重心，英國和美國都是單一的主權國家：他們的國內市場是統一的；在國際經濟規則制定過程中，中央政府（或聯邦政府）能夠代表整個國家的利益訴求。這種不言自明的特征對亞洲地區而言卻可能是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由于亞洲不是一個單一的主權國家，只有形成統一的區域市場，他們才有可能在規則制定中用統一的聲音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二戰以來歐盟地位的變化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伴隨歐洲統一市場的形成與擴大，歐盟在國際經濟規則制定過程中的影響力不斷提高，以至于可以達到與美國并駕齊驅的水平。相比之下，迄今為止，亞洲還是一個四分五裂的市場。未來亞洲建立起區域內統一市場的前景并不令人樂觀。
第一，亞洲區域經濟合作中的“面條碗效應”（Noodle Bowl Effects）決定
了它難以進一步推動區域內貿易比例的提高。過去二十年間，亞洲地區的區域貿易協定（RTAs）數量的增速是前所未有的，也遠遠超過全球的平均增速。與此同時，亞洲區域內貿易比例卻幾乎沒有變化，一直維持在50%左右（見圖2）。這種反差的根源在于迄今為止的區域貿易協定均屬于雙邊自由貿易區協定（東盟是一個例外），由此形成了重疊自由貿易區的格局。由于不同自由貿易區都有自己的原產地規則，重疊原產地規則客觀上加大了企業（利用自由貿易區協定零關稅優勢）的成本負擔，致使自由貿易區協定失去了對區域內貿易的促進作用。
第二，以東盟為核心的亞洲區域經濟合作格局無法為整個區域一體化的發展提供制度保障。目前最有活力的自由貿易區協定都是圍繞東盟建立起來的。2010年中國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區協定已經生效，日本、韓國、印度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區協定也都即將生效。亞洲地區由此正在形成以東盟為核心的“輪抽—輪輻”（hub-and-spoke）格局，也有人把這稱之為“小馬拉大車”格局。作為這一地區的小國集團，成為“輪軸國”無疑是東盟的一種理想選擇。然而，這種格局能為亞洲的發展提供所需的“地區公共產品”嗎，能成為未來亞洲統一市場奠定基礎嗎？答案是存有疑問的。導致這種格局既有歷史的因素（東盟是該地區最早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也有大國之間相互競爭的因素。
第三，以市場驅動型為特征的亞洲一體化模式將阻礙一體化進程的深化。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區域經濟合作模式（如拉美地區）相比，亞洲地區的合作更多呈現為市場驅動型（market-driven）特征，而不是協議驅動型（agreement-driven）特征。所謂市場驅動型是指區域內經濟聯系的深化取決于市場供需因素，如貿易互補性、生產與投資的垂直一體化聯系等。而協議驅動型則是指區域內國家因簽署了區域貿易協定而提高了經濟聯系程度。多年來，盡管沒有形成整個區域的統一市場，但東亞經濟體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與東亞國際生產網絡的存在客觀上促進了相互間的貿易、投資、金融聯系。這對東亞經濟的高速發展發揮了不可或缺的積極作用。反過來，這種模式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它又成為區域經濟合作進一步深化的阻礙，原因是很多國家（尤其是小國經濟）認為勿需走協議驅動型的發展路徑。
第四，亞洲國家推進跨區域自由貿易區協定的趨勢正在偏離亞洲區域一體化的發展方向。如果我們認定區域經濟合作的最終目標是建立區域統一市場，那么近年來許多亞洲國家所極力推進的跨區域自由貿易區協定顯然偏離了這一方向。在亞洲國家和地區締結的和計劃締結的自由貿易區協定中，絕大多數是與區域外國家為選擇對象的，其中“正在談判中的”和“提議中的”自由貿易區協定，區域外的比例更高。這說明，亞洲地區的區域經濟合作發展的方向不是區域內，而是區域外。
第五，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實施將阻礙亞洲統一市場的形成。作為“重返亞洲”戰略的組成部分，美國著手創立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這一設想是建立在業已存在的四國（新加坡、文萊、智利、新西蘭）自貿區協定之上的。從2010年開始美國已經與這四國進行談判，并且還向包括日本在內的亞洲其他國家發出了談判邀請。美國的動機非常明顯，那就是防止在亞洲形成一個排他性的自由貿易區協定，進而對中國加以遏制。一旦TPP成為現實，短期內亞洲統一市場的可能性將不復存在。
五、亞洲經濟在國際分工中實現跳躍式發展的可行性
無論是英國還是美國在充當全球經濟重心過程中都處在國際分工的頂端，即產業鏈中附加值最高、收益最大的環節。這既是全球經濟重心能夠主導國際經濟規則制定的前提條件，又是全球經濟重心追求的目標所在。在產業層面上，這種低端地位具體表現為既是全球制造業中心，又是全球金融中心。工業革命確立了英國世界制造業中心的地位：它不僅是全球工業制成品的主要輸出國，而且還是工業機械的主要制造者。同時，在金本位制下英鎊的世界貨幣地位與英國的國際資本中心地位并存。自十九世紀后期開始，美國通過跳躍式的發展，逐漸取代英國成為全球制造業的中心。二戰之后，金本位制已不復存在。于是，美國在金融領域正式確立以美元為中心的金匯兌本位制，這就是后來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從這種發展歷程中可以看到，一國經濟躍居國際分工的頂端是成為全球經濟重心的必要條件。
在亞洲經濟中，除日本之外，其他經濟體大多處于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衡量一國（或一個地區）經濟在全球產業鏈的地位有多種指標，例如，申請與持有的專利數量、研發投入/GDP（或企業、產業銷售額）比例、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等等，但一個最根本的指標是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即經濟增長依賴于生產要素的投入還是依靠技術進步。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世界銀行提出“東亞經濟奇跡”之后，經濟學家對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增長的來源做了大量的研究，一個基本的結論是經濟增長的最主要驅動力仍然是資本積累。這表明，盡管亞洲經濟在全球貿易和全球經濟中的份額迅速上升，但仍未擺脫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中低端處境。衡量亞洲經濟在全球產業鏈中地位的另一個指標是金融業的發展。毫無疑問，亞洲經濟的高速增長并沒有改變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格局（參見圖3）。亞洲在全球金融領域總體上還處于附屬的地位。進入后危機時代，在可預見的將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也難以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未來亞洲經濟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還將會受制于全球氣候變化規則的約束。目前圍繞全球溫室氣體減排的國際談判尚未達成共識，但不管遇到多大障礙，為減排而制定統一的全球氣候變化規則將是一個不可阻擋的發展趨勢。一旦這種規則成為現實，絕大多數亞洲經濟體都將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沖擊。原因是他們的工業化進程尚未結束，以重化工業為主體的經濟結構還難以改變。以碳密度（單位GDP所排放的溫室氣體數量）為例，重化工業是服務業的三倍以上。相比之下，發達國家已經進入了后工業化時代，以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已經確立。這種產業結構的差異注定了亞洲經濟的競爭劣勢。因此，如何在低碳經濟時代完成工業化進程本身對亞洲經濟就是一個新的挑戰，更何況還要跨越式發展。
亞洲經濟要想進入全球產業鏈的頂端，中國和印度兩個大國的發展模式至關重要。沒有他們的跨越式發展，亞洲經濟進入全球產業鏈頂端的目標，進而充當全球經濟重心的目標是難以實現的。
六、亞洲經濟擺脫困境的出路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亞洲經濟的高速增長與份額上升并不意味著全球經濟重心的東移。如果不改變現行的經濟發展模式與合作模式，在可預見的將來，亞 洲經濟仍然難以成為全球經濟的重心，盡管沒有人否認亞洲經濟占全球的份額將會繼續上升，甚至會超過全球份額的一半。這種格局類似于公司治理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亞洲擁有全球經濟的經營權，而歐美則掌握全球經濟的所有權。在這一分工體系中，經營者獲得的是“勞動報酬”，所有者獲得的是“利潤”。
事實上，過去二十年間這種分工體系已經形成，這就是國際金融危機之前人們談論最多的“雙循環”體系。亞洲的出口導向型模式決定了經濟增長必須依賴于對美國（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歐洲）的出口，而美國之所以有能力持續接納來自亞洲的出口源于其負債消費模式。通過負債消費，美國不僅拉動了亞洲的出口和經濟增長，而且也推動了自身的經濟增長。亞洲經濟對美國出口形成的貿易順差與外匯儲備反過來又通過資本市場回流到美國。這種資金的回流在壓低美國長期利率，推高資產價格的同時，也為美國的負債消費奠定了基礎。通過商品市場與資本市場的循環，全球經濟獲得了高速增長?？雌饋磉@是一個完美的雙贏結局，然而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證明這種循環是有限度的。
在這個循環的兩端，一方是亞洲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制造業比較優勢，另一方是美國負債消費模式背后的金融業比較優勢。正是金融業的比較優勢給美國帶來了巨大的利益。例如，在1990年代之前，美國金融業（不包括保險和房地產）利潤占所有企業利潤總額的比例只有10%，而到了21世紀，這個比例上升到了34%。更重要的是，金融業是在全球范圍內獲取利潤的。兩位美國經濟學家把這種機制描述為：美國從世界銀行家到世界風險資本家的轉變。在1980年代之前美國充當世界銀行家的角色，處于凈債權國的位置；到1990年代以后美國變為世界風險資本家，處于凈債務國狀態。但統計顯示，美國從債權國變為債務國并沒有改變從海外獲取凈投資收益的格局。1980年美國的海外凈投資收益為300億美元左右，而到2004年海外凈投資收益仍然為300億美元左右，此時美國的海外凈債務高達數萬億美元。面對這種看似荒謬的現象，唯一的解釋就是美國在海外的投資收益率遠高于外國在美國的投資收益率。這就像風險資本家的角色一樣，背后反映的是其成熟的金融市場體系。在現實中，我們看到，包括亞洲國家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方面用巨額外匯儲備購買收益率很低美國國債，另一方面卻要千方百計引進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并為此要支付極高的收益率。
相對于亞洲經濟而言，美國金融業的比較優勢是非常明顯的。這種比較優勢一方面來自1980年代金融自由化運動，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來自于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亞洲經濟多年來之所以不斷以出口換取外匯儲備，再購買美國國債就在于美元是世界貨幣。因而，美國金融業的比較優勢是其全球經濟重心地位的重要組成部分。
自工業革命以來，世界制造業中心與世界金融中心通常是合二為一的。然而，這種趨勢正在發生變化：亞洲已經成為世界制造業中心，而世界金融中心還仍然掌握在歐美國家手中。這種分離決定了全球財富的分配格局。對亞洲經濟來說，要成為全球經濟重心，改變全球財富的分配格局需要徹底改變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與區域經濟合作的理念。國際金融危機為亞洲經濟發展模式和全球經濟發展模式變革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遇。錯過這個時機，亞洲經濟成為全球經濟重心的希望將會淪為幻想。
